绝密飞行


请输入要查询的图书:

可以输入图书全称,关键词或ISBN号

绝密飞行

ISBN: 9787801096548

作者: 李克菲

出版社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出版年: 2004-01

页数: 297

定价: 20.00元

装帧: 平装

内容简介


一个身材魁梧衣着简朴的中年人两手叉腰,站在一张小桌子前,待我们这班人坐定之后,他两眼将在座的人环扫一遍,然后声音洪亮地说:“同志们!”   我作为空军副参谋长负责毛泽东主席的专机任务,始于1956年,止于1958年,历时3年。当刘亚楼司令员指着我对毛主席说“主席,这是副参谋长何廷一,以后你的专机就由他负责”时,我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。毛主席当时对刘亚楼说:“好,你忙你的吧。”何廷一三个字在他脑子里显然没有任何印象。其实,早在毛主席兴奋地写下“红旗跃过汀江,直下龙岩上杭。收拾金瓯一片,分田分地真忙。”的时候,我就在龙岩第一次见到毛委员了。  那是1929年,我才13岁。红四军在长岭寨打了一个漂亮仗,歼灭了国民党一个旅之大部,旅长郭凤鸣当场被击毙,红军战士抬着郭凤鸣的尸体浩浩荡荡开进汀州城。红四军在长汀、上杭、龙岩、永定影响很大,闽西根据地日益扩大,群众纷纷参加红军,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加入革命队伍的。  参加红四军的第二天晚上,就通知我们去听报告,我们一群新兵跟在黄树庭后面走进一栋楼房。没有隔成间的二楼已经坐满了人。我看见一个身材魁梧衣着简朴的中年人两手叉腰,站在一张小桌子前,待我们这班人坐定之后,他两眼将在座的人环扫一遍,然后声音洪亮地说:“同志们牎今晚我给你们讲讲中国战争的发展史……”   有人告诉我:“他就是毛委员牎”毛委员很重视宣传群众,经常亲自演讲,但由于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,我那时年纪小,见识少,很多话听不懂,现在能记得的就只有这么两句:过去打仗用的是大刀、长矛,现在用的是毛瑟枪、机关枪。  1940年7月,我由前总调军政学院学习。到延安后,我利用休息时间去看朱老总,警卫员告诉我朱老总和康克清都在毛主席的窑洞里看热闹。毛主席、朱老总、康克清、张闻天、博克、何凯丰等一大群人围了一大圈玩得正高兴。我怕打搅他们,进去后就悄悄地站在旁边看。  毛主席抬头看见了我,就问:“你是谁?”   我告诉毛主席我的身份和姓名。  “什么地方人?”   “长汀。”   “啊,我还在长汀养过病呢。”随后毛主席很随意地开玩笑说:“姓何的可没有几个好人。你看何应钦,还有湖南军阀何健都不是好人。”   “主席,你这么说可是有些片面,我看姓何的坏人是少数,多数是好人。何凯丰、何叔衡不都是好人吗牽”   主席听了哈哈笑起来,说:“小何,你说得对,来,来,我们配合打一把。”我红着脸说:“我不会。”主席说:“那你就继续看吧。”   十几年过去了,毛主席早把姓何的是坏人多还是好人多的争论忘记了,当然也就把我这个长汀人给忘记了。  我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,一方面认为很光荣,一方面又提心吊胆……   1956年5月初,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乘坐空军的飞机,出动的时候由刘亚楼司令员亲自送他到广州。那时空军只有苏制的里-2运输机,航速240公里/小时,只能坐14个人。5月底,我奉命到广州去接毛主席回北京,一共去了3架里-2。  第一次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就碰到了麻烦,由广州飞北京因天气不好,在汉口停了几天,由汉口飞北京时,在石家庄附近遇上雷电,山里电光闪闪,雷声隆隆。我非常着急,怕毛主席的飞机出危险,赶紧走到驾驶室,一面观察一面问驾驶员有没有问题。石家庄距北京360航空公里,里-2飞机要飞一个半小时。地面坐汽车一个半小时不算什么,在空中一个半小时就感到时间很长。这一个半小时因着急紧张,心怦怦地乱跳,如果医生给摸脉,心率可能一分钟超过1000次。  这次飞行3架里-2是这样安排的:我乘坐第一架飞机探路———观察天气。毛主席、罗瑞卿牗公安部长牘、杨尚昆牗中央办公厅主任牘、汪东兴牗公安部副部长兼九局局长牘乘坐第二架飞机,罗、汪是负责保卫工作的。第三架飞机乘坐工作人员和保卫人员,飞行间隔15分钟。第一架飞机落地后,刘司令员既高兴又担心,毛主席的飞机还没降落呀牎降落后刘司令员高兴了,笑着和毛主席握手。我松了一口气,真险!  自第一次乘飞机去广州后,毛主席的专机任务由我承担。1956年至1958年毛主席经常外出视察、召开会议,备有三套交通工具:飞机、专列、轮船。坐飞机我必跟随,不坐飞机时我也跟着乘专列,坐轮船,飞机要跟随备用。  “保驾的来啦牎”这是毛主席见到我的第一句话。毛主席上飞机后,先在椅子上坐一会儿,然后躺在床上看书,有时先批阅文件,然后躺在床上学英语。英语秘书名叫林克,北大英语系毕业。那时毛主席已年过花甲,可学英语精力充沛,非常用功。  毛主席在飞机上说话很少,全部精力集中在阅批文件或读书上。空中服务员小郭给主席送茶水,他也只瞅她一眼。有一次他开口问服务员姓什么、多大年纪、空中生活习惯不习惯,还说郭是红色空中小姐。他在空中小姐前加冠“红色”二字,表示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空中小姐。小郭对主席称她为红色空中小姐感到非常幸福,高兴得微微一笑。  我和毛主席说话很少,而且是老一套,每次只说一句:“请主席上飞机。”在飞机上我曾劝过主席,飞机在飞行中,阳光一闪一闪的,对眼睛有影响,请主席看一会儿,闭眼休息一会儿,保护视力。毛主席瞅了我一眼,仍看他的书。  我在飞机上多半的时间坐在领航员旁边观察天气,了解飞行情况,以便随时回答主席的询问。有时坐在主席的床头和叶子龙打扑克,胜负只使眼色,默不作声,生怕影响主席看书。  毛主席外出要带几箱书籍。每到一地,卫士长李银桥或公务员小田、小尹,便迅速把书整齐地排列在主席的床边备用。毛主席起床很特别,坐起来就算起了床。起床后先看书,他身边常放一个小本子。看到重要段、句就记笔记。  我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,一方面认为很光荣,一方面又提心吊胆,特别在复杂气象情况下,整夜整夜睡不好觉,不断地向北京航行、气象部门打电话了解情况,翻来覆去地研究考虑。在天气复杂的情况下,决心是很难下的。因为毛主席的专机是不能出半点问题的。将近三年的时间里,可以说是很幸运,执行专机任务中没有出过一点儿岔子。为了不耽误毛主席的工作,毛主席要走就能起飞,机组在宾馆或招待所处于待命状态,不敢离开一步。有一次在上海,机组提出上街买点东西,我估计毛主席刚到上海不会有什么任务,和叶子龙商量了一下便同意机组上街了。不料机组人员刚走不久,毛主席说要回北京。这下我们着了急,派出几路人马出去找机组,幸好很快就找到了,没有耽误执行任务。  女飞行员到达时,毛主席正在丰泽园的院子里散步。  毛主席非常体贴、关心和爱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。每年春节毛主席都要请工作人员聚餐。1957年春节我荣幸地被邀请。这次参加的有秘书、女服务员、担任内卫的战士等。饭前毛主席和大家聊天,还给我们讲故事,说说笑笑,使我们感到就像在自己家里过年一样轻松愉快。饭后毛主席又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。  我们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,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被造反派拿走了,说什么我没资格和毛主席合影。家人告诉我这句话,我十分难过。我和刘少奇、邓小平的合影被造反派撕得粉碎,批斗时他们说我是“一仆二主”———刘、邓的奴仆。我和毛主席的合影他们不敢撕毁,我被“解放”后他们退还给我了。这张最珍贵的合影我常常拿出来观赏,我将永远珍藏。  1957年整风反右,毛主席十分繁忙,他到各省市视察,地方的同志都要请他去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。毛主席到各省市除找省市委书记听汇报外,还要找大城市的一些教授来谈话。在杭州时他要我们派飞机到上海接复旦、交通大学的几个教授,毛主席和他们谈了一夜,从他们走时的表情上看似乎谈得颇投机。  有一次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、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去见毛主席,他们要我也一起去,谈话中提到报纸问题。当时上海的《文汇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有些右派言论,毛主席说他们利用报纸反党。毛主席问我看不看报,订阅什么报纸,我说基本上是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,有时也订阅《北京日报》。毛主席问空军司令部的干部是否都订报,我说不完全都订。刘司令员对我的回答有点怀疑,但他当时没有追问。刘回北京后做了一番了解,果然订报的人不多,于是他决定给每个部、处的办公室订一份《人民日报》,一份《解放军报》,首长办公室加订《北京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或《文汇报》。  空军第一批女飞行员分配给第三运输团后,刘司令员要我去给叶子龙说一下,想办法请毛主席接见一次女飞行员。痛快得很,叶给毛主席一说就同意了。刘司令员很高兴,他亲自带领女飞行员到中南海。女飞行员到达时,毛主席正在丰泽园的院子里散步。女飞行员走进院子里,毛主席同她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。  毛主席说:你们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,你们能在祖国的蓝天飞翔,很光荣啊牎女飞行员微笑地说:毛主席在百忙中接见我们,我们太高兴了。接见后毛主席说:我们一起照个像吧牎照像时叶子龙要我去参加,我想毛主席是接见女飞行员,我去不合适,就没去。  我在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中,不敢自夸有功,但扪心自问无过。万万没有想到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我就被江青点名打倒了。吴法宪给我捏造了一堆罪名,造谣说我在专机上安窃听器,说我想谋害毛主席,可谓“罪大恶极”!  我被“解放”时江青还在台上,空军四届×次全会她还在指手画脚,这次全会没让我参加,坏人散布谣言说何廷一还是有问题的。那时我确实担心能不能重新工作。  我能出来工作,一要感谢邓小平说了公道话,二要感谢毛主席在我的任命报告上划了圈圈。这样江青就不敢捣乱了。  1958年底,毛主席不坐空军的飞机,我的专机任务并没有因此了结。接着为庐山会议服务,执行周恩来总理和刘少奇主席出国访问的专机任务。  乌鲁木齐、昆明、广州三部电台同时呼叫,我来回奔跑调度室,正在着急时,调度室报告,广州电台已叫通,飞机正返航开罗。  1960年4~5月,周总理出访缅甸、印度、柬埔寨、越南。总理第一次访问缅甸乘坐的是里-2飞机,空军和民航共同执行,民航参加这次任务的有徐伯龄和袁桃园等同志。总理访问缅甸回昆明时,在大理、祥仁上空遇到恶劣气流,里-2飞机爬到4000米还颠簸得很厉害,里-2不是高空飞机没有密封,飞到4000米就使人感到氧气不足。我为这种情况很是担心,好在他们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。  4月15日,总理访问印度,这次乘坐的是伊尔-18飞机。飞行航线经仰光到新德里。  4月19日,总理访问尼泊尔,因加德满都是个小机场,故改乘伊尔-14由加尔各答飞加德满都。加德满都机场修在一座山头上,跑道两头都是大山沟,降落时掌握不好,就会冲出跑道掉进山沟里。尼方安排周总理访问我国援建的一个工程,那里有一个小机场,位于小山沟里,试飞后认为很不安全,建议改从地面去。  29日访尼结束,由加德满都飞加尔各答,改乘伊尔-18飞昆明。  4月,加尔各答气候已炎热,飞机在机场晒得烫手。为了降低机舱温度,机组驾驶飞机在机场上空转圈降温。这个办法被陪同出访的同志知道后,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扬说,你们想的办法真妙呀!  5月5日,总理访问柬埔寨。  航线由昆明经河内飞金边。访问结束后,由金边飞河内,得悉河内天气不好,中途降落荣市。  为总理出访亚非欧做准备,1963年我向外交部建议,空军派飞行、领航人员随信使到亚非欧一些国家熟悉航线,搜集飞行资料。  1963年12月,周总理出访亚非欧,因空军执行这次任务无把握,故租用荷兰两架飞机。翌年2月总理出访回昆明时,我由北京带一架伊尔-18到昆明接总理一行到成都休息。  1964年,为总理再次出访亚非欧做准备,空军和民航试飞喀喇昆仑山,开辟新航线。红旗拉甫建立气象、通信导航站,从乌鲁木齐向和田机场运送航油。  1965年6月,总理出访,派伊尔—18试航,1965年6月4日,由北京经14号(鼎新)、和田、巴格达,飞往开罗。5日由开罗试航阿尔及尔。6日由阿尔及尔试飞大马士革,当日由大马士革经卡拉奇回14号。7日由14号回北京,试航按计划顺利完成。  6月7日,总理出访阿尔及利亚。由北京经14号、和田飞卡拉奇。  6月18日,由卡拉奇飞巴格达。  6月19日,由巴格达飞开罗,由开罗飞阿尔及尔途中,得悉布迈丁发动政变,外交部通知空军把飞机飞回开罗。乌鲁木齐、昆明、广州三部电台同时呼叫,我来回奔跑调度室,正在着急时,调度室报告,广州电台已叫通,飞机正返航开罗。这天司令部正开部党委会,我很着急,吴法宪却无动于衷。我对吴法宪在部党委会上的讲话很不满意,他是典型的两面派,在我面前说×××对人是马列主义,对自己是自由主义,对王平水说××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。发言时我说:“政治上得了感冒病,我上当受骗了。”气得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:“深刻的教训,戒烟!”   6月22日,总理一行由开罗飞阿尔及尔,访问阿尔及利亚。  6月28日由阿尔及尔飞开罗,29日由开罗飞阿尔及尔,这两次飞行是执行别的任务。  6月30日由阿尔及尔飞大马士革,总理访问叙利亚。按计算应降落了,但等了多时未收到降报,不知出了什么问题,真使人着急。经外交部查询,我驻叙使馆说,机组忘记发降落报了。真是粗枝大叶,虚惊一场。  总理访问缅甸、达卡、锡兰、柬埔寨、越南等国,我都送他们到昆明,总理到这些国家访问,我都在巫家坝机场塔台掌握飞机起降。总理出访印尼,由于航线长,从仰光到棉兰是海上飞行,情况比较复杂,机上电台功率小,联络比较困难,有时声音很小,有时听不清楚,真令人着急。因为精神过于紧张,加上长时间等候,为了消除疲劳,吃了两片安眠药,睡到晚饭时服务员来把我叫醒。  总理访问亚非欧,都在14号降落加油,乌鲁木齐备降,和田备份,过去总理出访是中央办公厅召集安全小组会,这次是外交部召开会议布置任务,空军的任务是负责机务、油料和掌握空中动态,随时与外交部联系。  总理访问缅甸、印尼时,我国与泰国还没有建交,美国在泰国设有军事基地,为防止美机偷袭,在国内航线飞行,对空联络采取约定的信号,但缅方听不到着急,这个办法只用过一次。  我和周总理过去虽然没有直接接触,但对他的印象却很深。  执行总理的专机任务后,我认为总理平易近人,对同志无微不至地关怀,办事慎重细心,至今难忘的有几件事:  总理处事考虑周到。访问印尼,外交部向总理提出要我同去。总理说:“他怎么能去,驻我国武官都认识他,他去了人家会产生怀疑,人家会问,他是来干什么的。”   总理办事要求很高。在飞机上研究访问斯里兰卡的航线时,航行局带的航图既旧又破,总理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一顿。他说:“我们这样一个大国,连一份像样的航图都没有。”批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  总理对工作人员非常关心爱护。从印尼回昆明,云南省设宴招待,他来到我们的桌前向机组人员敬酒,我酒杯里的是白水,被总理发现了,罚我干了三杯,差点儿醉倒了。这次宴会可丰富了,吃了很多云南的土特产。  总理非常谦虚。有一次省里的同志想留总理多住一天,他说:“你问问管飞机的人同意不同意。”人家留总理我怎敢不同意,何况我是为总理服务的。  1963年3月,刘主席访问印尼。26日乘伊尔-18由北京飞昆明,在昆明休息准备了约半个月。刘主席和王光美同志住原云南军阀龙云的公馆,人们都叫“龙宫”。陈毅副总理住省委的宾馆,我和机组仍住昆明饭店。出访前我到“龙宫”给刘主席汇报飞行计划和天气,王光美同志在座,刘主席对飞行航线和天气情况问得十分详细。我向陈毅副总理汇报时,他问为什么不能从海上直飞,我说没有航路,他说航路是人飞出来的,他的话使人很难回答。  4月26日,刘主席访问印尼。由昆明飞雅加达,中途在仰光休息加油。  4月20日,由雅加达飞仰光,在缅甸访问了5天,26日由仰光回昆明。  5月1日,由昆明飞金边,在柬埔寨访问5天,6日回昆明。  在专机上,我的位置是在驾驶舱,我要随时了解天气和飞行情况。而朱总司令一乘飞机就同我抢位置,也挤到前舱一屁股坐下就不走,和机组谈笑风生,亲切如故。不由得使我回想起战争年代的许多往事。

关键词:绝密 飞行